为了对百年来的戊戌维新史研究作一个总结，探讨其是非得失，并对今后的研究作若干前瞻，《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和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于1998年5月30日在中山大学联合举办了“戊戌维新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学术座谈会”，北京、广东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会，对百年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若干推动研究进一步开展的意见。
与会学者认为，百年来的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虽经历过许多曲折，但总的看，研究领域逐步拓宽，视野逐渐开阔，史料不断发掘，队伍持续壮大，方法渐趋科学，评价日见公允，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1949年前，对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成果甚少，且抬孙中山革命派、贬康梁改良派的倾向十分明显。这种研究上的偏向，直到1958年纪念戊戌维新运动60周年前后才有了变化。一些有影响的史学家开始撰写正面肯定戊戌维新运动的文章，认为它是标志中华民族觉醒的救亡运动，是冲决封建网罗的思想解放运动，代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文革”时期又将它说得一团漆黑，救亡变成了卖国，维新变成了反动。“文革”结束后，对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方兴未艾。20年来，对这一历史事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以往的80年。与会学者还介绍了我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以及日本、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情况，肯定了他们的史料发掘、方法更新等方面的成就。
在充分肯定百年来尤其是近20年来戊戌维新运动研究丰硕成果的基础上，与会学者也讨论了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避免的若干偏向，指出了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些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戊戌维新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以贬抑为主。近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即抑革命而扬改良，甚至出现“革命不如改良，改良不如洋务，洋务不如洋人”的偏激论调。从历史事实来看，革命与改良并不是绝对排斥的，它们往往相互交叉、相互促进、相互转化，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手段常常是多元的。我们既不能因为一次改良的失败而断言改革之路在中国一定行不通，也不能因为革命带有破坏性而否定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推动作用，要联系具体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各种政治运动的历史进步性及其可行性、合理性。与会学者指出，戊戌维新史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摆脱教条化、定式化的影响。譬如，长期以来，史学工作者惯于把古今中外的政治人物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对戊戌人物也不例外，认为谭嗣同（左）、严（复）右、康（有为）梁（启超）中，这种划分几乎成为史学研究中难以突破的一个定式。其实，这些历史人物在思想来源以及救亡的总体目标上是一致的，而且无论公谊还是私交都是很密切的，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为地把他们划分为左中右，不利于正确客观地认识历史。又如，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把经典作家的个别诊断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使史学研究丧失其独特功能。历史的内涵是很丰富的，经典作家的论断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历史学家不能局限于此。
对戊戌维新史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宽视野，扩大研究领域。例如，以往我们比较重视对历次政治运动“异”的方面的研究，而对历史事件“同”的一面注意较少。戊戌思潮与此前的洋务运动，与同时的义和团运动，与稍后的辛亥革命，都有相通的地方，最起码在救亡图存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只有把戊戌维新运动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加以考察，才能对它进行正确的定位。在人物研究方面，过去比较注意对康、梁、谭、严这几位维新运动核心人物的研究，对同一营垒中比较次要的人物、对维新派之外的重要人物、对戊戌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及辛亥革命运动的交叉人物等则研究不足；对人物的研究，侧重于对其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的诠释，而对其学术思想、道德心理素质等方面则很少涉及，这有碍于对历史人物乃至对历史事件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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